蒋委员长的暧昧态度，让唐秋离百思不得其解，老头子似乎在竭力回避一个问题，日本是否还要继续扩大战争？

　　亦或是就此止住侵华的脚步？当唐秋离通过其他的渠道，得知日本外相河野桥太郎，率阵容庞大的外交代表团，已经抵达上海，他所有的疑惑和不解，都豁然开朗，他清晰的抓住了将委员长的心思和脉搏，也明白了，为何蒋委员长对日军在华北的屡次动作，都可以容忍，唯独在上海，拿出自己的家底儿，和日军死拼的真正原因。

　　以蒋委员长为首的军事委员会，考虑在上海作战，比在遥远的北方大平原作战补给方便，中央军的所有军需物资，皆来源于江浙一带，这里又是传统上蒋委员长控制的地盘，且能避开机动力占优势的日军，江南一带的水网，是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天然克星。

　　而且上海是国际大都市，有外国租界，在这开战极有可能引起大国势力的干涉，如果打的好，可能在外国调停下赢得一个光荣的和平，进而挫败日军对华北的野心，这对相对弱小的中国来说是极为有力的。

　　当时，蒋委员长寄希望于列强干涉制止日本侵略的制裁中，这样的念头他一直没有断绝过，淞沪这一仗，是被日本人逼迫太甚不得已而为之，

　　“打”的目的是为了将来可以更好地

　　“谈”，恐怕还是希望在上海决战，容易引动国际社会的干预，而以当时中国的国情，也不可能允许蒋委员长在上海按兵不动，坐观日军在上海随意部署——舆论与诸侯们会真的怀疑南京中央政府与日本有默契。

　　彼时，国际联盟要于十一月三日，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，召开

　　“九国公约”会议，专题讨论中日之战，蒋委员长把希望寄托在国际联盟会议上，这在淞沪会战第二阶段打得正紧要关头，他在南京军事委员会上的一次讲话，就已经很明确的表示了。

　　蒋委员长说：“国联的九国公约会议，对国家命运关系甚大，我要求前线的部队，做更大的努力，在上海战场再支持一个时期，至少十天到两个星期，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力的同情和支援，上海是政府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基地，如果过早地放弃，会使政府的财政和物资受到很大影响。”可见，当时的蒋委员长，对淞沪会战的前景和结局，并不乐观，他用的是个

　　“挺”字，挺到国联站出来说话，因为上海有太多列强在华的利益之所在了，他就不信，那些列强们，能坐视日本人独霸在华利益。

　　结果，淞沪会战的结果，胜利得让他出乎意料，日军从此再无动作，在上海的势力，被连根拔起，适逢日本外相河野桥太郎又到了上海，表达了求和的意图，他判断，日本一方面是在上海铩羽而归，损失惨重，一方面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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